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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变法以来,器用之争、中西文化论辩、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学术思考。在刑事司法改革的大潮中,许多人想把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成与原来完全不同、同时又能与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区别的一种制度,但无情的现实是:在刑事司法领域,过去曾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内容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如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在刑事证据法学中的核心地位、被刑事指控者的“如实陈述”义务等。从国际背景看,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人权普遍化、法律世界化带来的影响;从国内背景看,这种观念的转变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关。显然,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既应对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世界性潮流作出回应,也应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作出观念更新、学理递进的演变。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既要考虑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又要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现实需要。
如何将我国的刑事司法传统与现代性融会贯通,如何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是摆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初步建立了一种混合式的诉讼结构。针对这种状况,一些刑事诉讼法学者试图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发展模式作出理论回答。如龙宗智教授认为,在司法改革中应奉行“相对合理主义”,这是对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种理论表述。其理论前提是视国际标准为普适性公理。他认为,中国目前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因此,只能采取相对合理主义,“不求最好,只求较好”。[1]卞建林教授提出了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问题。他指出,在全球化的、现代整体社会发展的视野下,现代化的刑事司法所应体现的品质有二:一是对人权的尊重;二是对程序正义的强调。[2]左卫民教授则认为,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应当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现代型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人权保障优先、诉讼职能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3]上述学术争论的背后,隐含着对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认识。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论争一直呈此消彼长的态势。刑事诉讼法学领域也是如此。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采取渐进或激进的方式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向国际标准靠拢,也有少数学者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主张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改进司法制度。从总体状况看,普遍主义显然占了上风,但特殊主义并未从人们的心里彻底逸出,这或许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危机有关。但是,目前的改革仅仅侧重于对司法权的内部关系和司法程序进行调整,基本未触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等体制性问题,作为现代司法制度基石的司法独立原则未能通过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而得到明显加强。一部分学者提出对刑事诉讼法要进行全面修正或者进行结构性改造,使其能够较长时间不变,以后只是作某些或个别调整。也有学者认为,目前进行大修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技术准备也不足,进行大修缺乏相关制度以及实际条件的支持,而且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普遍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主张进行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即以大修为目标,近期实行中修,而后再视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变革。
从目前的讨论看,再修正《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主要包:(1)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改造再次起诉和再审制度;(2)赋予被指控人沉默权,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保障律师会见在场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法庭言论豁免权;(3)改革证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证人作证制度、强化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4)完善侦查程序,解决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控制、审讯程序的正当化、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法制化等问题;(5)完善不起诉以及变更起诉的法律规范,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实行比较灵活的量刑建议制度;(6)完善审判程序,调整庭前审查程序,完善庭审质证制度,强化二审开庭审理,收回死刑复核权,改死刑复核制度为死刑案件的三审终审制;(7)强化刑事诉讼法得以严格执行的保障程序。尤其要就违法取证的法律后果、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律师权利的保障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刑事诉讼法的刚性。[5]从保障被指控人人权的角度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控制与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重点。
笔者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努力推动一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例如,通过制度和条件设置,真正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改革审判前程序,实现对侦查行为的法律控制,尤其是对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在整体模式上应推动由国家权力独大的传统型刑事诉讼向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相对平衡的现代型刑事诉讼转换。在修正《宪法》尚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应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尽可能调整诉讼结构,完善制度规范,重点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而使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实质性改善。在具体制度的构建方面,应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促进我国刑事司法传统与现代性的融合,并以法治精神贯穿始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1]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卞建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3]左卫民《:司法程序的基本特征:传统型与现代型之比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4]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法典〉的起草思路、原则与框架》,载陈光中、陈卫东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第50页
[5]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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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另外,罪刑法定原则还有相关派生原则,即禁止类推、禁止不定刑、禁止习惯法、禁止事后法和明确性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司法制度非法专横的产物,是对罪刑擅断主义的彻底否定。它最早发端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发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思想渊源上看,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的阐述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目前,西方国家多用自由,民主人权理论来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也有利于保障人权。此外,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对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公民事先了解哪些行为是受到社会禁止的行为,同时也了解如果实行这些行为将受到何种惩处。”
1.刑法总则中的体现。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在犯罪的法定化方面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和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刑罚的法定化方面刑法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和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并判处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2.刑法分则中的体现。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国立法机关将1979年刑法及其以后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纳入其中。同时,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此外,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方面,刑法也增强了法条的操作性。
按照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另一方面是消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积极的罪刑法定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共同构成了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时一般并不去刻意突出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关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消极方面,更注重对人权的保护,而我国刑法则是刻意突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方面,把重点放在了打击犯罪上,对人权保护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
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付诸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司法认定、司法解释和司法裁量。在司法认定方面,在司法适用中,首先面临找法活动。法律的明文规定包括显性规定和隐性规定。隐性规定是法律文本内容上的包容规定,要将显性规定与隐性规定相结合,做到正确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在司法解释方面,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司法解释是有限度的,司法解释不能采用类推解释,同时,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也不应被允许。在司法裁量方面,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罪刑法定,因而给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应将司法裁量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因在网络裸聊,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龙游县法院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有关方面证实,因网络裸聊而被判刑定罪的,目前国内尚无先例。经开庭审理,法院认为方某裸聊以牟利为目的,涉及面广、社会危害大,结合净化网络环境的社会需要,依法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作出上述判决。
传播淫秽物品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本案的关键是一是行为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二是传播的必须是“淫秽物品”。被告人方某的行为目的确实具有牟利性,但在客观上方某凭借裸聊行为牟利,展示的是其身体,根据我国《刑法》第367条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裸聊并不符合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犯罪构成。尽管网络环境需要净化,裸聊行为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裸聊属于犯罪之前法官可以将网络裸聊入罪。就本案而言,与有罪判决相比,如果法官作出无罪判决的话,尽管客观上放纵了被告乃至其他类似的行为,但是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和对法治理念的尊崇。
新中国的历史上也产生了一些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法律制度。包括严打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略表述,是解决一定时期中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如今,虽然“严打”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但是各地公安机关的一些行动仍然冠以“严打”的称号,严重侵犯了人权。劳动教养是指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劳动教养这么长时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肯定是有悖罪行法定基本法律原则的,并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限制行政处罚权的机能。劳动教养与普通的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之间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
山西籍的打工青年许霆因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错,提取了不属于自己的17万余元,于2007年11月29日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广东高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广州中院作出重审判决,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许霆案的发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广泛质疑。关于许霆案的定罪量刑,在刑法上原本并不复杂,许霆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他明知自己的借记卡现金只有170余元,发现了ATM机的故障后进行了取走17万余元。关于盗窃罪的量刑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犯本罪,具有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的数额达到17万,但因本案具有ATM机出现故障等以及许霆案发后积极退赃等从轻情节,一审的无期判决有些量刑过重。但从重审改判来看,媒体与舆论显然起到了干预司法的作用,广州中院在压力下做出的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完全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刑罚法定化原则,许霆案虽然具有从轻情节但仍应该在法定刑之内判处刑罚。
如前文所述,罪刑法定原则包括积极地罪刑法定和消极的罪刑法定,我国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时突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方面。我国刑法在功能方面主要侧重于它的社会保障功能,但对罪刑法定原则积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则势必会影响到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同时,由于部分法院在判决中错误适用类推原则,在量刑时忽略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刑罚法定化,致使对被告人量刑不正确。另外,由于目前网络媒体的盛行公众及媒体的各种舆论给了审判法院非常大的压力,使其在判决时往往会抛弃罪刑法定原则而做出一个能让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结果。在一些个别案件的审判上,由于我国在司法独立方面还不够完善,也会出现最终政府左右判决结果的情况。
1.应该严格遵守禁止类推原则并正确进行刑法解释。在我国审判活动中,法院对于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要看刑法是否明确规定了该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一定要认真分析该行为与相应的犯罪行为在犯罪构成方面是否一致,不能在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与该行为近似的刑法规定。此外,进行刑法解释时,无论是扩张还是限制解释,都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将刑法解释限定在法条原文文义的范围之内,并避免进行类推解释,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
2.应该高度重视刑罚的法定化。当我们往往忽略罪刑法定化中的“刑”即刑罚的法定化,事实上法院也要遵循罪刑法定。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以及相应的法定刑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我国法院的很多判决就是忽视了刑罚的法定化使这些判决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造成量刑不正确。因此,在未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定要重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刑罚法定化,对被告人正确量刑,使判决真正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3.不断完善刑法分则,做到与时俱进。由于法律的局限性与滞后性使得法院在判决时对很多新出现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刑法规定因此,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在刑法分则中增删相关罪名,并修改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对于法院在判决中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完善刑法分则的过程中,还要关注立法技术问题,使明确性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更好地得到体现,保证刑法规范的明确性。
4.坚持司法独立,为了保障我国的司法独立,使法院在判决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着手:首先,在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政府以及我国的权力机关不应当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施加压力,作指示或命令更改司法机关的裁判。其次,应该正确处理司法独立与自觉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在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的同时,避免受到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不当影响。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法院的审判工作以及发挥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克服这些问题,切实将罪刑法定原则落实到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样法院才能在审判工作中更准确地进行定罪量刑,我国公民的人权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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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数学是重要的基础学科,也是多个专业的基础课,现在各种学科尤其是理工科的发展需要数学学科建设,高等数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必然有其历史留下的弊端,尤其是在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通过课程改革就能迎刃而解。高等数学的课程改革主要以工学结合为导向,实践应用为突破口,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岗位实践能力。
关键词:职业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改革
高等数学对学生后继课程的学习和思维素质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许多年以来,落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根本无法满足各学科发展和工程技术实践对数学的要求,而这些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实施与数学教育是分不开的。为了实现培养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目标,提高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能力、操作能力等素质能力的培养,对数学教育进行改革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必须改革现有的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目前,高等职业院校开设的高等数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对学生今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素质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从教材的选择上看,目前国内的高等数学教材千篇一律,改动的地方少而又少,有些理论和观点甚至是几十年前的,因此这样的教材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没有与时俱进,不能及时掌握和了解数学的最新动态。理论过时还在沿用。这样学生掌握不到最新的知识,因此学起来非常被动。另外,从学校的教学改革上,数学的教学内容和计划课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常年都是一样的东西,知识的陈旧,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进而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教学模式是采用什么培养目标和手段教学。尤其是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学模式。培养目标中的岗位培养目标是这几年新提出来的。就是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岗位能力的培养这些年一直是热点问题,也是各高校非常重视的问题。例如可以采用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工学结合是结合工作的学习,是将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工作经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教育模式。即学习的内容是工作,通过工作实现学习。这里的工与学是相关联的,“工”是手段,“学”是目的。周济部长曾指出:“推进工学结合、勤工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已经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突出问题。职业教育战线要提高认识,积极探索,大胆实践,逐步将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到工学结合、勤工俭学的路子上来,与产业部门和企业一道,共同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互利共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把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随着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和专业课相比较而言,基础学科越来越不受到重视,学生数学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造成同一个老师讲课,同一个教室听课,有的学生意犹未尽,有的学生不尽如意。另一方面,由于工作量增大,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造成教师大量时间反复忙于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效果。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可以在实际教学中采取多项目教学模式,把高等数学分为两个项目:基础项目和专业实践项目。基础项目教学内容的设定是以保证满足各专业对数学的要求为依据,讲授的是最基本的内容。专业实践项目应是由从事高等数学教学的教师确定,同时参考其他系的专业教师意见针对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的项目。比如,工民建专业,需要多开设一些和识图、画图相关的数学知识,工程造价专业侧重于计算类的数学知识。这样,数学水平不一样的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基础项目或专业实践项目。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专业的情况来选择学习的内容做到有的放矢,和专业、毕业岗位联系紧密。开设高等数学这门课的目的就可以实现。
近年来,我们的高等数学教学一直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的教学手段相对滞后,一本书一只粉笔加一块黑板,而且教师一言堂,以自我为中心,在黑板上不断进行演练和计算,忽视学生的感受,本来高等数学就有些枯燥,极易造成学生不愿听讲,这种方法更不利于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和创新的培养。而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善我们的数学教学方法。
要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设计、数学模型的教学、数学竞赛,增加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运用计算机软件和多媒体投影设备,可以让数学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克服枯燥无味的缺点,加深学生对数学的领悟能力。这里尤其指出的是数学建模大赛。它的创立为全国大学生学习高等数学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竞赛宗旨是:创新意识,团队精神,重在参与,公平竞争。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课外科技活动之一。该竞赛每年9月(一般在中旬某个周末的星期五至下周星期一共3天,72小时)举行,竞赛面向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不分专业。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目的在于激励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建立数学模型和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鼓励广大学生踊跃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开拓知识面,培养创造精神及合作意识,推动大学数学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数学建模大赛已成为现代高等数学教学不可忽视的手段。
以前我们认为高等数学和中小学数学一样,就是大量做题,离不开书本,我们恰恰忽视了社会实践的作用,学习数学知识的最终目的和其他学科一样是学会应用,在实践中培养数学意识。需要教师把数学知识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让学生接触社会,接触问题,为学生思考、探索、发现和创新,提供最大的空间。例如,数控技术专业的学生,在专业实习的过程中,首先,结合数学基本的知识,应用AUTOCAD绘图软件,进行绘制图形,然后,进行加工计算然后固定毛坯材料。
总之,高等数学的改革终究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岗位认知能力和操作能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 马怀远.数学价值的多面性与高职数学教学改革[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6).
[2] 杨骞,涂荣豹.数学教育的价值与数学教育改革[J].学科教育,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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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尚未建立网上信息共享平台,各地检察机关仅仅是依靠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联席会议、走访调查或查阅相关资料等传统方式来实施法律监督,无法有效拓宽行政执法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信息来源渠道。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析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的现实困境与派驻检察官制度的融合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两个基本手段。实践中,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虽已具雏形,但运作起来尚不够顺畅。本文从“两法衔接”机制的现实困境中分析原因,并试通过建立派驻检察官制度来为进一步完善“两法衔接”机制提供助力。
论文关键词:两法衔接现实困境派驻检察官
试析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的现实困境与派驻检察官制度的融合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简称“两法衔接”)机制是指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寻求建立的旨在避免行政执法过程中以罚代刑、有案不移,及时将行政执法中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处理的工作机制。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实践中,两者又常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危害程度时,可能就触犯了刑法,此时行政违法行为就转化成刑事违法行为,进而行政执法就必须过渡到刑事司法。如何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形成对破坏市场经济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合力,正是“两法衔接”机制的应有之义。
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各方面的机制尚不够健全和完善,市场经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相对较多,为此,2001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其中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中发现的犯罪线索,必须及时通报并依法移送公安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
国务院2001年7月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又提及“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和监察机关的监督”。随后,国务院、高检院、公安部等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的颁布,成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连接点,是“两法衔接”机制运行的法律基础,也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两法衔接”机制的出现是源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全国各地都对该项工作机制的建设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有效进展,但很多问题也不断凸显。
(一)有关“两法衔接”机制的立法尚不完善,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一是规范性文件的位阶较低,法律强制力不够。
国务院颁布的文件一般属于法规这一层级,高检院的“两法衔接”相关规定属于内部工作规定,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在实践中,这些规定往往不被重视,因为它们对行政执法机关没有强制效力,行政机关是否严格依照这些规定执行全凭其自身对案件移送的主观认识,甚至有的行政机关都不知道这些规定的存在。
二是规定的内容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
相关文件数量确实不少,但大多数都只是在形式上笼统地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类原则性规定来确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有一些文件在移送案件的条件、程序、时间等方面也都作了规定,但实践中随意性很大,且对于责任承担的规定仍不够明确。
(二)行政执法部门违规不予移送案件,导致检察机关得不到应有的配合
一是出于保护部门利益考虑。
行政执法机关掌握较大的行政处罚权,很多地区的行政执法机关罚款的多少都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紧密相关,有的甚至每年上级都有罚款的任务指标下达,因此有的行政执法机关认为,本应由自己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一旦移交给检察机关,就等于丧失了对违法行为的控制权,会影响到本单位的实际利益,对于大部分案件都不愿移送。
二是出于保护违法单位考虑。
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罪案件,基本是发生在本地区内的企事业单位,有些还是对本地区贡献很大的单位,对他们的查处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因此,对此类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大多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机关不予移送该类案件。
三是执法人员缺乏法律常识。
部分行政执法人员认为已经经过行政执法机关处理的问题,没有必要再移送检察机关给予刑事处理,或者根本就意识不到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完全不会想到要移送检察机关。
(三)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
一是信息渠道不够通畅。
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尚未建立网上信息共享平台,各地检察机关仅仅是依靠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联席会议、走访调查或查阅相关资料等传统方式来实施法律监督,无法有效拓宽行政执法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信息来源渠道。
二是宣传不够到位。
有些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不了解、行政执法机关部门内部分工不够明确,整体对该机制缺乏足够的认识,衔接工作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状态,最终导致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线索随意性大,移送案件的质量较差。
三是检察机关的现状导致监督不力。
检察机关虽然拥有“一府两院”的较高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对行政机关在机构、人员编制和经费需求等方面存在依赖性,检察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极为有限,这直接影响了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再者,目前检察机关干警较少、办案任务繁重,难免顾此失彼,无法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深入开展,多数都流于表面。
公安、法院、工商等机关都有设置“所”、“庭”一类的基层派出机构,向行政执法机关派驻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机制,同样也是检力下达基层的表现形式。派驻检察官制度主要是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职能,为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安排专门检察官常驻行政执法机关,深入了解其执法工作中的程序、方式、对象等,进而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工作制度。
派驻检察官在参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中主要针对其相关执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尤其是对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案件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情形进行监督,因此,向行政执法机关派驻检察官可以从多个方面为完善“两法衔接”机制作出贡献。
(一)深入了解行政执法一线工作,积极开展调研为完善立法提供参考
一是要从程序角度入手。
对“两法衔接”机制涉及的问题,法律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各自的职责,完善相应的程序,使之明确有序,主要包括: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要件、移送方式和法定期限、受移送的机关、不移送或迟移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的内容应当具有可操作性,同时由于行政执法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对社会事务、公共事务行使行政管理权,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对自身权限范围内所实施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对此,应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相应的法律证明力,这样对于将来可能启动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合理资源利用。派驻检察官在日常工作中应着重注意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办案中的程序进行深入了解,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分析和挖掘两者之间的连接点,扬长避短,加速磨合、完善,形成有效衔接。
二是要从实体角度入手。细
化对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界定标准的区分,尽可能作到明确、具体、可操作,改变有法难依的现状,尤其是在违法情节、违法数额、危害社会程度及后果等方面的衔接,应尽量作到协调一致,防止出现逻辑上的混乱甚至相互冲突。派驻检察官在参与监督行政执法办案过程中,着眼于发现违法行为的情节、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结合法理,细致分析行为的入刑条件及处理方式,为界定行为性质提出实质性、可行性建议。
三是要赋予检察机关一些“实权”。
如对行政机关案件处理结果的调查权、对不移送理由的质询权、对违法不移送的检察建议权,这些权力是法律监督权的组成部分,是与法律监督权同时存在的,唯有通过国家强制力去保障实施,才能保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履行。派驻检察官在派驻工作中应重视实践,及时发现法律监督的盲点和难点,从取得实效的角度出发,确保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律监督落到实处。
(二)加强沟通和交流,寻求建立和谐统一的合作机制
一是积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当前各地“两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信息渠道不够畅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法衔接”工作的深入开展。派驻检察官在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日常沟通中应积极探索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的基础上,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在保密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信息管理系统相互联网,将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案件情况以及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判决结果等情况放在信息平台上,做到信息共享、资源共用。
二是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
派驻检察官参与行政执法机关日常工作的法律监督,定期向派驻检察机关汇报,同时协调安排两机关之间召开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各类联席会议,着重统一认识,共同讨论在执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协调解决重大疑难案件,必要时形成会议决议,建立长效联席机制。
三是加强情况通报,强化个案协调和沟通。
派驻检察官负责加强行政执法机关通报查处相关案件的情况,对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的行政违法案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实行定期通报,推动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及时转入司法审查程序。针对个别大案、要案,要一案一报,通报需做到及时、准确,确保派驻检察机关能随时掌握案件情况。
(三)及时了解案件全过程,实现全方位检察监督
一是实施提前介入制度。
发现行政执法机关所查处的行政违法案件可能涉嫌犯罪的,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派驻检察官应立即启动法律监督程序,提前介入案件的调查,双方共同研讨案件是否达到应该刑事追诉的标准。同时,通过提前介入培养行政执法机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诉讼证据意识,引导取证、固定证据、分析证据情况和该类案件定罪的证据标准。
二是完善移送案件的跟踪制度。
派驻检察官不仅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案件移送实施监督,同样对派驻检察机关办理移送案件也给予应有的督促。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给予高度重视,集中优势力量、快速办理,并将案件办理进度通过派驻检察官及时反馈给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应向行政机关详细说明法律依据,对于典型案例,可以提出在今后办理此类案件及如何取证等方面的司法建议。
三是善于总结,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作为“两法衔接”机制的主导者和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机关、公诉机关,有责任协助行政执法机关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在派驻检察官的日常工作中,可以及时发现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中出现的问题,对此,可以由派驻检察机关组织行政执法机关人员深入了解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参与其所移送的案件讨论过程。通过上述方式,可以促进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沟通,进一步统一对案件的处理标准,强化行政执法机关的刑事证据意识,使“两法衔接”机制得以持续有效的运作。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对各地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必须结合当前实际,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稳妥地保障“两法衔接”机制可持续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向刑事司法过渡过程中的检察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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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 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 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 检察官制度, 回避制度, 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清末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 进行了司法体制的改革, 通过法律移植引入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 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近代司法机构组织, 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诉讼原则和规则制度。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开端。然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历史局限性其失败是必然的, 但这次法制改革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通过对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希望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有所启迪。
关键词:清末; 刑事诉讼; 法制现代化; 司法变革
论文正文:
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清朝末年, 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无法照旧统治下去。20 世纪初,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攻占北京, 使清政府意识到变法改革的必要性。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专制统治, 尤其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 清政府被迫于1902 年开始变法, 艰难地迈开了法律改革的步伐。中国社会承袭了几千年的“民刑不分, 诸法合体”的法律体例土崩瓦解, 走上了法制现代化的道路。至此, 刑事诉讼法在中国开始以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清末法治改革对中国社会, 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以及现代法律的发展变化都起着一定的影响, 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对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研究, 借鉴其经验教训, 推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一) 创制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于时间所迫, 清末法制改革对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移植, 这种全面引进为后来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二年,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武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 ] (P124)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草案, 该草案工分总则、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时间处理规则等5 章260 条, 打破了中国法律编纂中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的传统模式。其后修订法律馆、法部等机构在继续修订诉讼法典的同时, 相继制定公布或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其中《法院编制法》是晚清制定颁布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法院组织法, 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审检分离和合议制度; [2 ] (P318) 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 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 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 检察官制度, 回避制度, 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1910 年, 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后, 终于拟订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主要以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为蓝本, 由日本法学家协助完成, 内容较完备, 系统采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 较完善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 是一部当时世界范围内较先进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使用其中部分内容, 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二) 近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和诉讼理念的确立
1. 建立新的司法机构体系, 实行司法独立
从1906 年开始, 清朝在官制改革中改变了传统的行政官兼理司法的做法, 参照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陆续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体系。根据《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 把“刑部著改为法部, 专任司法; 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 专掌审判”, [3 ] (P557)刑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 大理寺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并且具有法律解释权, 监督地方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1911 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规定在地方上设省级高等审判厅、府级(直隶州) 地方审判厅、州县级初等审判厅。1909 年试行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设立检察机关和警察部门。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和起诉, 同时对审判予以监督, 警察部门辅助检察机关进行侦查, 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在各级审判衙门中相应设立。审判、检察机构的独立设置, 使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 审判权和控诉权相分离, 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审判机关系统和检察机关系统, 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司法行政不分的旧体制。同时也萌发了最早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和警察部门。另外还规定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考试任用制度。在清政府公布的《法官考试任用章程》等法律文件中, 具体规定了任职条件。同时清政府在各地学堂积极开展法学教育, 为司法官员的职业化提供了条件。
2. 规定了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及诉讼原则
清末通过引进一系列西方近代诉讼审判原则和具体制度, 改革了旧有的诉讼审判制度, 采用了西方的辩论主义诉讼制度。一是在诉讼程序中, 采用了欧美国家的刑事案件公诉制度、公诉附带私诉制度、保释制度、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 承认律师活动的合法性。在审判阶段引入了回避制度、合议制度等制度; 在审级制度上, 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二是在审判原则上, 采用了无罪推定原则、审判公开原则、被告人有权辩护原则、司法独立原则、检察监督原则等现代刑事诉讼原则。三是规定了侦查、预审、合议、公判、上诉、再审、执行等诉讼程序以及强制措施, 摆脱了封建司法审判模式, 使法律操作程序更趋规范、公正、合理。
3. 证据制度的改革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 主要实行以有罪推定和口供主义为核心的证据制度, 重视口供, 口供是定罪的主要依据, 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清末的刑事司法改革, 基本上确立了以证据裁判、直接言词和自由心证为原则的证据制度, 削弱了口供的重要地位, 形成了近代化的证据制度框架。清政府为了彻底禁止刑讯对证据种类也进行了规定, 刑讯本来就是与“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相适应的、为获取口供而设的审讯制度。
禁止刑讯关键在于降低口供的重要性, 发挥其他证据对定罪量刑的重要性。在《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中, 设专章规定了证据种类, 刑事证据有口供、检验笔录、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 证人的资格、地位、义务等也做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对于各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引入了自由心证制度, 即一方面, 各种证据的法定资格作了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 对证据的证明能力不作规定, 而由法官自由判断。这表明, 它一方面吸收了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 它一方面吸收了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 而且很好的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来说, 是较为先进的做法。[4 ] (P206- 207) 对以后我国吸收借鉴两大法系的优秀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4. 保障当事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诉讼理念的确立
中国古代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 无视当事人的权利, 实行纠问式审判方式。清末的刑事司法改革, 引进了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 清政府通过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以及后来的几部法律都规定了辩护和律师制度。被告人有权利对自己所受到的控诉进行辩护, 并随时可以自己选择或者由法定代理人为其选择辩护人, 在法庭审判时辩护人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自由辩护, 有权利行使检验证据、查阅案卷、会见被告和被告通信等行为。被告人对有法定事由的承审官、检察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 有权请求其回避而且被告人、辩护人或法定代理人还享有控告和上告的权利。并且确立了相应的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原则和制度, 如审判公开原则, 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律师制度等; 其他如直接言词原则及自由心证原则等在保护当事人权利方面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虽然有些制度并未实施, 但却在理论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
从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之日起, 其司法体制的转型进程就显得障碍重重, 步履艰难, 充分暴露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矛盾以及改革的急功近利。由于清政府的灭亡, 清末刑事司法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清末司法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直接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人才的缺乏, 法律人才的缺乏是清朝司法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中央和地方上表现的同样明显,“以目前而论, 各衙门司员虽行拥挤, 然求其真能办事者亦不多得”。[5 ] (P897) 虽然清政府一方面派出留学生到海外学习西方法律, 一方面在国内设立学堂聘请国外专家讲授法律。然而法律人才的培养并非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 它需要长期的专业学习和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基础的。因而人才的缺乏导致了清末刑事诉讼改革中许多先进的诉讼制度的夭折, 如律师制度、陪审制度等。1909 年3 月法部的法官考试, 合格者仅18 人, 最后录用了32 名, 这个人数只够省城各级审判厅之用。以至于广西巡抚感叹:“无才之困难, 将有较无款而更甚者。”[6 ] (P903)
其次是资金的缺乏及官僚内部权利斗争的影响。清末刑事司法改革虽然引入了西方先进的诉讼制度,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和封建专制势力的影响, 使得改革者不得不在某些制度设计上作出妥协和让步。因而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 是进步与落后, 传统与现代, 民主与专治相互斗争的结果, 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参与制定改革方案的各个利益集团大都各谋私利, 它的改革方案几乎是皇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企图保存、扩大自己势力的尝试。在《刑事民事诉讼法》中陪审制度就因为受到多方反对而以失败告终, 而1907 年的部院之争则是新旧司法体制的直接交锋。改革之前“外省刑案, 统由刑部复核。
不会法者, 院寺无由过问…”, [7 ] (P1372) 而改革的结果, 似乎是两者的职责进行了交换, 大理院成为最高审判机关, 法部则成为监督机关。为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辩, 最终以双方的妥协告终。资金的匮乏也是失败的关键因素, 中央在建立审判厅最初时, 就曾让地方政府筹办资金, 为解决资金匮乏清政府曾被迫向外国财政借款。资金的匮乏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引起了各方面矛盾的激发, 最终导致清朝政府的灭亡。
然而清朝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其政治体制的腐败落后。司法的现代化是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的, 很难想象在封建专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追求司法独立, 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导致了清末司法官员的任免制度、管理制度与传统司法体制下的相关制度毫无差别, 司法官员的不独立不可能使得司法体制的真正独立。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互动的, 但政治改良却应当是其前提条件。虽然清末政府也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 但是却受到了层层阻力, 最终未能够成功。
清末法制变革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解体的过程, 同时也是, 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启动过程。说其是, 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 是因为清末法制改革是个全方位的法律移植过程, 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原则和法律理念的过程。同时在这种法制改革中仍然有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续和沿袭, 为中国法律近现代化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 没有如统治阶级所愿挽救清政府必然灭亡的命运, 但“在结果上却不幸符合了现代化的潮流, 因为他们无意地‘破坏’了旧体制, 客观上为创立新体制提供了理由”, [8 ] (P3) 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清末修律, 形成了仿效日、德的审判独立、控审分离、警检一体化的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 这种刑事司法体制为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所继承。并且,“民国成立, 法制未定, 元年三月一十一日, 司法部呈请临时政府将前清制定法律及草案, 以命令公布遵行”[9 ] (P992) 因此,《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等几部法律, 经必要的删除修正, 一直被国民党政府沿用。直到1928 年时, 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才制定颁行, 而在其中仍能看到清末修律确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子。更深远的意义在于, 清末刑事诉讼法的修汀, 使刑事诉讼法摆脱了多年来依附于刑法的工具法地位, 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结束了司法与行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的古代司法传统, 把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刑事诉讼模式首次引进中国。它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开创了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新纪元。
通过对清末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考察, 首先, 我们认识到司法制度的变革必须以政治体制的变革为基础, 政体不变, 则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的变革。因此, 随着我国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加深, 也会遇到诸如行政权利干扰等种种阻力, 要想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根本之道主要在于改革我们的权力机构, 使司法既独立又受到权力和社会的监督和制约。
司法体制的改革应追求司法中立的法治价值, 即司法权与行政权保持中立、司法权和立法权保持中立、司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在官和民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司法体制本身, 而且牵涉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变革, 如党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的合理分立、行政职能按法治要求的转换、社会主体诉讼观念的变革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深化司法机关内部的体制改革; 另外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 以此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寻求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 重义务、轻权利, 是中国的传统法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意识是根本不曾存在的。刑事诉讼制度更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权威为根本的, 司法不过是刑讯威吓的代名词。民众仍然普遍持有轻法厌讼、甘心服从等级权力的思想观, 而毫无权利意识, 也没有产生对权利的需求。清末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所模仿的新型诉讼制度, 则强调法律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对国民个人权利的保护。
思想基础的缺乏, 使得强行引进的那一套诉讼制度“像油漂浮在水面上一样, 始终没有与中国社会水乳交融”, [10 ]在中国社会起作用的, 仍然是沿用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一点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现代化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化的刑事诉讼制度, 它需要刚性的制度、正当的程序、完善的司法机构, 这些制度层面的东西,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 通过一场法律变革即可完成。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民主的政体、权利观念的形成以及与法律相适应的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 这却是极其艰难的, 需要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最后, 清末刑事司法改革采用的是全面移植大陆法系的做法, 虽然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和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的, 然而这种做法确实也吸收了大陆法系优秀的法律制度, 其对以后的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因此中国的法律制度是以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为基础。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主要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 但是仍应意识到我国是以大陆法系为根本, 需要在继续吸收学习大陆法系的优良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英美法系的优秀刑事诉讼制度。
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必须具有两种参照, 国内的和国际的, 即法治既要合理地割断自身历史又要合理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神; 既要按照世界上法治化的有益经验安排我们的法治, 又要在中国国情下具有独创性和建构性”。[11 ] (P456) 只有理性的吸收其精华, 弃其糟粕, 才能取得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总之, 在当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上, 我们应当从清末司法制度变革中学习经验和教训, 在继承中国优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有利于保护人权的司法制度, 走自己的法律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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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潘大松. 中国近代以来法律文化发展考察[J ]. 社会学研究, 1989, (2) :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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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制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律师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掀开了法治建设的新篇章。以来,刑事司法领域纠正了如张高平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一批典型的冤假错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正在不断地以行动加以践行。对此,我们在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一起又一起被纠正的错案中,辩护律师在当时大多做了无罪辩护,而且对证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但是,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为何不被采纳甚至被完全无视?
这种状况反映出刑事司法改革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公检法与辩护律师的关系问题,是刑事司法改革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公检法都在各自推出相应的举措,却没有看到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的身影。换句话说,作为体制外的律师,在司法改革中应当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司法改革的主体参与司法改革。
现代刑事法治需要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刑事法治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密切相关,而人身自由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法定权利的基础。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体现了国家对生命、自由等人权的尊重。回溯司法改革的进程,我国的辩护制度大体走了“三部曲”:1979 年,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才有权委托辩护人;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的介入提前,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后有权委托辩护人;2012 年再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从理论应然的角度看,我国以往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从具体司法操作的实然角度视之,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赵作海之类冤假错案的频发,至少说明在我国某些地区的基层司法活动中辩护制度的缺失、滞后,或辩护作用的弱化。根据曾经的全国律协会长介绍,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尚不足30%,有的省份仅为12%。全国22 万律师,2010 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 件。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2013 年全市法院系统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2. 82 万件,仅按一审结案数计算,律师参与率也只有60%,再考虑到各种其他因素的存在,律师刑事案件的实际参与率实际远远达不到60%。
实际上,当前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比例过低、刑事辩护制度发展滞后,主要原因无非有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对律师制度的功能作用以及律师的职业性质尚未形成共识:有些人认为律师就是包打官司,为了钱不惜替坏人说话;有些司法人员对律师存在偏见,认为律师参与诉讼会影响办案;也有些辩护律师专业水准低,辩护效果差,特别是个别律师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刑事辩护的评价。
二是律师法定权利落实不到位,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和辩护意见不被重视的问题依然存在,律师遭侵权后救济渠道不够畅通,伤害了律师参与辩护的积极性,妨碍了辩护职能的发挥。
三是法律规定的援助案件的覆盖面不够大。律师参与率偏低,使许多刑事案件的控辩严重失衡,从而使得案件的公正难以保障。而这种状况又形成恶性循环,越是参与度低,刑事司法环境就越是得不到重视和改善,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刑事辩护的参与度。
现代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审三者的关系,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关系。任何一边的增减,都有可能导致权利关系的变异和案件真相查明的困难。在我国,由于一直盛行国家本位的刑事司法政策,致使代表个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伸展。设立律师辩护权,其宗旨固然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在此目的之下,律师的工作无疑为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正确裁断案件,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线索,促使法官兼听则明、辨证思考。所以,律师工作的最终结果,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准确追究犯罪、正确适用法律。
既然工作方式虽异而目标相同,那么,充分重视和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就是推动司法公正工作中的应有之义。律师的辩护权,不外乎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鉴定权、申请证人出庭权、质证权、发问权、辩论权,这些权利的本源其实就是嫌疑人自己所拥有的,只是囿于人身自由的局限和专业知识的缺乏,委托由律师行使而已。让这些权利得到充分的施展,不会导致漏掉罪犯,不会加大案件侦查的难度,相反,将会使案件侦查办法和人权保障,得到脱胎换骨般的提升。限制律师的辩护权,就是限制嫌疑人自身拥有的权利,是一种有罪推定的陈腐、落后的思维和做法,应当坚决抛弃。
刑事司法改革中律师主体性的制度展开首先,刑事司法改革应当在理念上突出律师的不可或缺性,认同刑事辩护律师的作用。以往的刑事司法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显,关键原因是我们对司法改革存在一种错误理念,即相信只要通过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即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不需要依赖于律师。历史教训多次证明:没有刑事辩护律师高度参与的刑事司法实践,是难以取得实效的。
实践中,由于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异性,公检法往往简单的认为自己是代表国家的,而律师是为自己“赚钱”的,甚至认为律师就是“商人”,这无疑会在情感上排斥对律师的认同。因此,刑事司法改革首先要解决一个理念问题,即职业共同体的认同问题。法官检察官律师应当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要形成相同的理念,即大家要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检察官通过指控去追求正义,律师通过辩护追求正义,不同的仅仅是大家的角色差异,而维护公平正义则是共同的理念和目标。
其次,制度设计上应充分体现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理念上的改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没有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的介入和监督,司法不公的僵局很难从根本上打破。如果不将律师作为司法改革的一种重要力量,使其在司法改革中与公检法享有同等的地位,并据此设计律师的诉讼权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难免还会出现下一个“张高平”、“呼格吉勒图”。刑事司法改革离不开辩护制度的完善,刑事司法改革的很多举措都旨在促使刑事诉讼程序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诉讼程序,其价值导向和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而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需要律师来实现,律师职业权利的保障实际上就是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体现。
应当说,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刑事辩护中存在的传统“三难”(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在新刑诉法下,又出现了所谓“新三难”(申请调取证据难、法庭上质证难、律师正确意见得到采纳难)。不管是“老三难”还是“新三难”,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律师权利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我们看到的“新三难”实际上更多的是辩方和审判方的关系问题,通俗一点讲就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例如,法庭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明显倾向于控方。本来应该表现出来的控辩冲突,在当前的刑事司法领域更多地变成了辩审冲突。近年社会高度关注的广西“北海案”、常熟“聚众斗殴案”等一批有影响的案件,都有一批被称为“死磕”律师的身影,而这些案件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法院丧失基本的中立性和庭审的严重虚化问题。又如,当判决不采纳辩护意见时,要么干脆回避不予回应,要么是简单一句话“没有依据,不予采纳”。这样的判决书,实际上显现了刑事司法对辩护的排斥感。因此,当前的司法改革,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律师辩护权,让辩护律师真正成为刑事司法的主体之一。
第三,刑事司法改革中,还需要围绕刑事辩护问题构建一套系统完善的法律制度。
当前刑事辩护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刑事司法制度设计中对公检法与律师关系的理念和制度安排上的偏差所造成的,但这背后实际上是制度设计上没有形成以刑事辩护制度为重心的刑事司法制度。应当说,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终极目标,重构刑事司法控辩审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以辩护权为重心的制度设计更容易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比如,在侦查阶段,按照现在的规定,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要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但是这个规定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另一方面这一规定也让律师处于尴尬境地,因为我国刑事侦查仍然是封闭式的,律师只能会见当事人,不能把握全案,更看不到证据,因而无法针对案件提出实质性的意见。
又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诉法明确规定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实践中,检察人员、公诉人也愿意听取律师意见的,但是有的辩护律师却不愿提出意见,其最大的顾虑是补充侦查制度。如果律师提出意见,侦查、检察机关据此补充侦查完整了,律师自己就将陷入被动,反而不如不提。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在进行立法的时候,没有真正从辩护方的角度去考虑。因此,以人权保障为导向,以辩护权为中心,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保障辩护权的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应当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最为关键的问题。
第四,刑事司法改革中,还需要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我国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散见于诸如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民法等实体法中,不仅没有系统性,在立法结构上不规范,而且在这些法律中都缺乏关于律师的社会功能以及律师在司法体制中地位的规定,以致律师的执业权利极易被国家权力机关所忽视。因而在现实中,律师调查取证面临诸多限制,阅卷权利范围极其有限,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难上加难,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使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而必然累及审判质量及司法公正。律师如果连自己的执业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他如何去维护和捍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 因此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如同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职业保障一样,律师的执业权利保障也同样重要。
正义是人们为了恰当地分配利益而设计的制度安排,它仅意味着相互冲突着的利益各得其所。律师辩护是推动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不可须臾或缺。正是由于律师在司法过程中扮演了“鲶鱼”的角色,驱动着司法过程中的警察、检察官、法官积极履行各自对正义的责任。刑事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显然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对人权的保障。因此,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实质上就是在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改革中律师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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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它发展于过去的那种发布资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将学习管理系统与更多的开放网络资源综合起来的新的课程开发模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慕课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改革刍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改变了人类知识获取的方式。慕课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推动了教育的改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应主动顺应高等教育的变革,认真思考并积极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在慕课时代下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的实效。 关键词:慕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改革 自2011年秋天起,慕课以燎原之势席卷全球,这场最初发起于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级名校。
慕课(MOOCs ),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的首字母缩写,意指大规模在线课程。“M”代表Massive,表示慕课注册人数多,规模大,它与传统课程教学中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学习者不同,慕课拥有大量的学习者,规模可上千上万,甚至史无前例。第一个“O”代表Open,表示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的开放性,慕课以学习为导向,只要注册账号人人都可以参与学习。第二个“O”代表Online,是指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过程都是通过互联网在线实现的。“C”代表Courses,所指的是讲授主题的提纲、教学内容视频、布置的作业以及学习注意事项。
慕课教学形式的出现引爆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风暴。这场风暴始于2011年秋,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人注册了斯坦福大学的1门《人工智能导论》课程,随后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呈现出了井喷之势,高等教育领域的三大慕课联盟相继成立,分别是Udacity、Coursera、edX,三大运行商为学习者系统提供大规模开放平台。慕课与传统的在线课程、远程教育不同,它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在线课程。
在慕课的教学模式中,课程教学、学生学习过程、师生互动过程能够被完整地、系统地呈现。慕课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解构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它对教育教学的影响不再简单停留在工具和手段层面,而是直接影响到更深层次和更具实质性的教育教学的操作过程中。慕课通过碎片式的知识呈现方式,以短小的视频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移动终端,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对知识点实际掌握的情况,自由控制这些视频,可以快进跳过,也可以反复观看。课程视频中还穿插着一些小测验,学习者只有答对问题才能进入下一个知识点的学习,这种“通关”设计不仅可以让学习者长时间保持积极的学习状态,还可以避免学习者知识的断层,夯实学习者的知识基础。慕课还整合了多种社交网络工具,学习者在观看视频中遇到不理解的知识点时,可以通过虚拟讨论区、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方式展开讨论,或者在线向教育者寻求帮助。
在答疑讨论的互动过程中,学习者完成了知识的理解和初步建构。学习者在慕课平台的学习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包括观看视频情况、测验情况、社区讨论情况,这些数据被服务器详细记录下来并对其进行相关分析,教师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和研究,全面地跟踪和掌握学生的学习行为、过程和特点,更加及时、更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学习者也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改进学习方法,凸显个性化学习。
目前,我国慕课教育正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加入Coursera,向Coursera免费提供中文在线课程,并与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流名校共建全球最大的在线网络课程。同时,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C9高校及同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共同打造中国的慕课平台。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慕课元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表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借鉴 MOOCs 经验实现教育模式和方式创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
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承担着向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各级高校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文件精神,结合新形势下大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实效性,但从总体上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教与学的矛盾仍然普遍存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掌控着整个教学过程,学生作为教育的客体,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即使一些高校也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采取了启发式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教学模式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主体的地位张力不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的实效性偏低仍然有负于社会的价值期待。
从本质上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作为主体的人必然具有主体性,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具有的质的规定性,体现为主体在对象性活动过程中呈现出的主动态势和支配地位,即具有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主体意识到自己与外物的主客体关系并以此来确立自我,实现自我的主体地位。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既是高校教师按照一定社会规范要求组织实施教育的活动过程,也是大学生通过自身内在需求,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的接受教育,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而活动过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生的自觉能动性。
大学生以认知、情感、体悟等方式潜移默化,积极主动地构建和内化,自由感受、选择、判断、内化和践行教育者所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不断追寻人的意义和价值,促进生命成长。但由于受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度强调为社会政治服务工具理性,忽视了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性,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外在的需求和内在的人性需求的冲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日显突出。在课程教学中,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现象严重,普遍认为学生的道德情感和品德是可以通过道德认知推及而来,将人的思想品德形成过程等同于思想政治品德知识的学习过程,把人性窄化为理性,用对待自然科学的眼光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
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育者的任务就是将毫无生命的绝对真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价值观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学生的思想、情感、主观体验被漠视,学生淹没在抽象化、符号化的科学世界里。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分析、论证等理性认知活动将本应包含知、情、信、意、行于一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知识化、抽象化的知识条目和论证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变成了知识训练的封闭场。最终,本应促进人的生命完整和充满人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压抑人性、埋没个性、桎梏灵魂的一种训练。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呈现出的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而是一个知识的、理性的工具。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曾说:“所有的异化都是一种遗忘。”[2]对学生的漠视与遗忘导致了原本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教育的本真走向了异化,陷入了软弱无力的状态。
慕课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改革带来了契机。慕课充分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彻底解构了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创造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一般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过程可分为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知识传授是教育者将客观认知传递给学生的过程,知识内化是教育者将外部认知转化为内部思维的过程,其中,前者是前提、铺垫,后者是目的、归宿。在传统教学中,知识传授发生在课堂上,知识内化则发生在学生的课后作业或者课后实践中。
而事实上,知识内化是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形成的关键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学生会暴露出各种各样的个性化问题,如果教育者在学生发现个性化学习问题和需要的时候给予指导,教学效果将会显著提高。但在传统教学模式下,重知识传授,轻知识内化,学生在知识内化阶段很难得到老师个性化的帮助和指导,这就严重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甚至产生了教师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而学生则产生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重人格。慕课提供了教学改革的可能,它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它不仅关注学生知识的增长,更关注学生的态度、个性、行为。
学生将自己的需求、兴趣和期望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自由选择和支配学习过程,在课前完成了知识传授过程,知识的内化过程发生在课堂中,师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启发。教师在彼此的交流过程中,把问题的探究引入更深的层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帮助学生形成学习的动机,为学生创设适宜的学习环境,促进其知识意义的构建。师生之间建立了自由平等民主的关系,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彼此间进行着知识、情感交流。教师和学生达到共识、共享、共进,最终实现了教学相长。
复旦大学副校长陆防认为:“在‘慕课’面前,传统教育模式正在受到挑战。‘慕课’这种方式不在于优质资源分享,而在于教学改革,在于新的教学模式的探讨,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3]慕课颠覆了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模式,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改革注入了新元素。但慕课并不是万能的,不能将其绝对化,试图用其完全取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关系到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适宜采取混合教学模式,将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二者的优势,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翻转起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在课堂教学前,教育者首先下达任务单,要求学生在课堂外先听课,通过观看微视频的方式完成线上听课。微视频短小精悍,时间长度约5-8分钟,一般不超过10分钟,符合视觉驻留规律和学生的认知特点。微视频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制作而成,每个微视频聚焦一个知识点,目标明确,主体突出,内容精炼,点拨难点,突出重点。
微视频可以同时使用文字、动画、图片等形式来展示教学内容,将抽象的思辨的概念形象化、可视化,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这些微视频学生可以在宿舍、教室、图书馆等校园网覆盖的任意角落随时随地的学习,学习的进度学生自己掌控,学生根据自身学习情况,自主安排学习进程,真正实现了按学生自己的步骤学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已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呈现者转变成教学的引导者。学生课前对基本的知识点的学习,减少了教师在课堂中讲授知识的时间,增加了课堂师生互动交流的时间。在学生观看微视频中,由于各个学生各自的知识能力结构不同导致了学生认知水平的不平衡性。
在课堂交流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一起通过回顾的方式,对微视频中碎片化的知识进行整理,巩固和强化学生在线上所学内容,并针对学生线上学习情况和学生在线上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解答,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在观看微视频中所出现的问题向教师提问,与教师展开对话,或者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积极思考,合作探讨问题,教师走进学生的讨论中,融进学生的合作学习中,必要时给予帮助答疑。这种先学后教的教育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真正做到了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学习,符合90后学生追求个性化的特点。
学生通过微视频的学习,初步掌握了基本的知识点,尽管他们掌握这些知识花费的时间有所不同,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随后在课堂讨论中有了发言权,能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翻转课堂先驱亚伦和伯格曼认为,翻转学习的本质,不是如何使用微视频,而是如何充分使用好课堂学习的时间,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进而创造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
慕课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教育革新”,这种先学后教的教学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育改革带来了诸多启示。
(一)主阵地和多阵地相结合
课堂教学是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大学生培育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效率不仅要着眼于课堂中,还要着眼于课堂之外,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将主阵地与多阵地相结合。慕课优化了教学过程,开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让学生的学习发生在上课之前,学生在上课之前可以随时随地在线上开展学习,自主安排学习的进程,教师也可以在线上及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诊断与反馈,学生从填鸭式的教学中解脱出来,激发了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更加高效。
(二)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相结合
社会需要意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个体需要意指作为个体的人的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既是教育者按照社会需要组织施教的过程,也是大学生根据自己的个体需要接受教育的过程。为此,满足社会需要与学生的个体需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取得实效的关键。但在传统班级授课教学中,教师按照统一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标准、学习时间和教学方式,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多样化的个性需要。慕课建立了个性化学习的平台,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需求,教师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从而展开针对性教学,将社会需要与学生的个体需要有效的结合起来。
(三)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相结合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自我分析、自我探索、自我建构、自我创新等方式来实现学习的目标。慕课为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环境,充分发挥了其主体性,无论是课前的微视频学习,还是课堂中的师生交流,都是旨在促进学生独立思考、自我探索,在自主学习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合作学习是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学习方式。它鼓励学生为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一起合作,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程中个人的利益或目标也得到了实现。学生在自主探索阶段,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合作学习将知识引至深处,学生在课堂小组讨论、师生交流与同伴交流中,将知识拓展加深,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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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以来在全国普通高校开展的以职务聘任制为中心的职称改革首次评聘工作,现已结束。由于职务评聘是根据工作任务设置职务岗位,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和职务限额,而且工资与职务挂钩只能在聘任期间享有。所以一经推行,全国高校便普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职称制度改革刍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职称制度是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职称改革的重点是扩大高校在职称评审中的自主权;优化教师职称评审指标体系:增强职称评审的透明度;推行岗位聘任制,强化竞争上岗和契约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办法。
关键词:高校;职称;评聘
职称制度是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才评价的重要手段。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按照“调整功能定位、健全分类体系、完善评价机制、实现科学管理”的改革思路,构建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社会和业内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这就为更集中地、最大限度地利用职称手段开发人才资源提供了前提。高校的职称改革工作应服从于这一大局,进一步转变观念,研究具体的配套措施,制定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从而促进学校的稳定协调发展。
职称,国际上通常的定义是;“区别专业技术或学术水平的等级称号”。所以,它是授予专业技术人员的“衔”或“称号”。但在我国,由于实践职称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曲折的过程,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缺乏切实可行的法规、条例,各行业、各专业之间缺乏统一标准,因而导致同在“职称”这一概念之下,先后实行过专业技术职务制和“学衔”、“称号”制,甚至在同一时期,有的专业实行职务制,有的专业实行“称号”制,这就使“职称”气这个概念的内涵十分广泛,包括了职务、职位、学衔、称号、资格等多种含义。直到1986年,我国统一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不再实行“职称”制。但由于人们习惯“职称”这个词,“职称’,便沿袭了下来,但其实质意义已发生变化,现在所说的职称是指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与成就的评价以及各类专业技术职务的统称,包括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专业技术资格和执业资格。
我国的职称评审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解放初期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与职务等级工资制相结合的职称制度。对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获得的技术职务基本上予以承认,形成了一些学术、技术性较强的专业技术职称系列,技术职务与工资分配紧密挂钩,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并由人事部门考核、行政领导或党委任命。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工资晋升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技术职务的提升就停顿了下来;第二阶段是1977~1983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部分,职称制度得以恢复和建立,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首次职称评定”。这个时期,职称作为一种学术、技术称号或业务名称,只是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能力和工作成就的标志,既没有岗位要求和任期限制,也不与工资待遇挂钩,一次获得可终身享有:第三阶段是1986年开始实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总结过去职称评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1986~1988年开始了通常所说的“首次职称改革”工作,主要是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实行评审与聘任相结合、专业技术岗位职责和任期目标相结合,使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与专业技术职务以及工资待遇等挂钩。但由于在工作过程中政策不够配套,部分单位各自为政,矛盾突出,遂于1989~1990年停止工作进行整顿:第四阶段始于1991年,作为人事工作的一部分,开始了一年一度职称评聘工作,职称工作进入到了“正常化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专业技术职称制度。科学技术工作者可以根据其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取得相应的职称。至此,职称作为一种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第五阶段是从1995年起,职称制度改革工作转入到探索实行职称系列分级分类管理、强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推行职业资格制度的过渡探索阶段。共有注册建筑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药师、注册会计师、执业医师、执业律师等24个专业岗位开展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试行工作。
我国职称工作这几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用人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体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用人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我国职称工作正由过去的以职务聘任为主的工作定位转向建立和发展科学的、多层次的、规范的资格评价和岗位聘任制度及体系的方向发展。
随着职称改革工作的推进,各高校在职称改革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与高校职称改革相配套的政策不完善,改革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高校职称改革工作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高校在职称评审中缺乏自主权,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职称有四个等级: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在这四个等级的职称评审中,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的审批权归省级行政主管部门,高校只有推荐权而无审批权。尽管初级和中级职称的审批权下移到部分高校,但是高校在评审过程中也要受指标和岗位职数的限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
2、名额指标限制了优秀人才的发展。目前,河北高校的职称申报大都有名额限制,而各单位的教学规模、发展速度、人员状况等具体情况不是完全相同的,上级主管部门给下属单位下达的申报指标,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给职称申报具体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被动影响。有的单位因指标有限,一些真正具备任职条件且单位发展也需要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被限制在外:有的单位有指标,却存在没有人申报的尴尬局面。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核准的正高级和副高级申报数额有限,实际上每年申报人员远远多出规定数额,尤其是正高级岗位没有空岗,一部分优秀人才得不到晋升,挫伤了积极性,同时也给人事部门造成很大压力。
3、职称评审条件简单划一,量化指标与实际岗位有一定差距。现行各系列职称的评定条件几乎都囊括学历、任职时间、职称外语考试、职称计算机考试、论文、科研奖励等项目,而针对具体专业、具体岗位至今还没有形成可执行的客观的考评标准。在这种考评制度的引导下,有些人员在任职期间为申报职称投机取巧,把主要精力放在论文书写上。甚至剽窃别人的成果。如,在教师系列职称申报考核过程中,对教学实践能力等没有客观的、直接的考核指标,致使教学实践能力较强而缺乏论文的教师不能申报。
4、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在实际的职称评审过程中,申报者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精心准备申报材料,但是学科评议组和职称评审委员会却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将几十甚至一百多位申报者的材料评议完成,并作出评审决定。这种过于草率的评审方式给申报者“托人情找关系”以可乘之机。另外,职称评审委员会是由各单位选派人员组成的,备评委在投票时难免会对本单位的申报者网开一面,而
对外单位的申报者则严格要求,这严重影响了职称评审工作的公正性。
5、专业技术职称终身制,且与工资福利待遇紧密挂钩,现行的专业技术职称是标志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水平能力和工作成就的等级称号,取得资格后一旦聘用,就终身享用,并且还可以晋升工资,兑现相应的福利待遇。过多的利益驱动,使晋升职称成为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唯一追求,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及干好本职工作却放在了其次。
6、岗位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现行的岗位设置方案普遍存在着因人设岗,职称与岗位不对应的现象,只讲提高待遇,缺乏岗位设置的科学管理意识,使得岗位的管理没有科学有效的依据。
7、考核制度不健全,缺乏实效性,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在实际操作中流于形式,考核内容实效性差。每年按部就班填写各类考核表,由于没有标准,没有监督体系,对个人来说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对主管单位来说也没有实际的鉴定意义。使得被考核人滋生了“考核无用”的抵触情绪,逐渐失去了在竞争中考核,在考核中取胜的信心。
1、扩大高校职称评审的自主权。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要求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是一种宏观指导的关系。具体到职称评审来说,就是高校先根据本校的规模、层次和发展方向确定所需设置的学科和专业,然后按照学科和专业的要求,科学、合理地配置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等级,并自行评审。而政府的职责就是对高校的行为进行适度规范。这种由下至上的评审模式既可避免原有模式中评审指标不切实际的情况,又可增强高校的办学活力。
2、取消指标限制,消除论资排辈现象。职称评定是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向上进取、使其各尽所能的手段,而不是困扰他们发展的束缚。所以,应取消职称评定的指标限制,根据国家职称评定的宏观政策,凡是符合条件的都应评定其相应的职称。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论资排辈的不良现象,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职称评定中的不正之风,并可以更好地发挥每名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优化职称评审指标体系。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多强调论文的数量、学历的高低和资历的长短,忽视了实践能力的考察。因此,改变现有的评审方式,确立科学、合理的评审指标体系势在必行。如,在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中,可以借鉴国外大学的标准,分别从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教学方面主要是考察教师的教学水平,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和同行评价。科研方面主要是考察教师发展科学的能力,考察重点不仅要看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撰写了多少部专著,更要看这些论文和专著的质量。在评价论文和专著的质量时,不能只看发表刊物的级别,还要由同行进行匿名评价。公共服务方面主要是考察教师服务社会的能力,具体包括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参与学术性组织的活动、社区活动、服务地方经济的横向课题等。
4、加大公众监督力度,增强职称评审的透明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正性不仅有赖于评委的公正无私,更有赖于评审过程的公众监督。加大评审过程的公众监督力度,主要是在健全公示制度和举报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记名投票制。当前的职称评审采用的是由评委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再加上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很容易导致不公正现象的发生。而记名投票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它可以让申报者及其竞争者知道哪些评委投反对票,投反对票的原因是什么。
5、推行岗位聘任制,强化竞争上岗和契约管理,实施的岗位聘任制应是高校与教职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公开的竞争程序并签订聘任合同以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用人制度,其方向和原则可以概括为20个字: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契约管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岗位职责,拟定岗位条件,将“岗位”同“职责和任务”紧密结合起来。继而,向全校教师甚至校外公开招聘,教职工平等竞争,择优聘任,学校和教职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任合同,确立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关系。通过聘用合同的用人方式和岗位考核的管理制度,形成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人尽其才、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6、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实行岗位聘任制的必要条件。应按照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职务应达到的标准和不同技术岗位应履行的职责来分别制定不同职务层次的“量化考核评分表”,使考核标准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实际紧密相连。同时,加大日常考核及聘期考核的力度,全面考核被考核人员的德、能、勤、绩,把考核结果同工资奖金、职称晋升、岗位聘任等紧密结合。
7、加大宣传教育,坚持平稳过渡的原则,职称改革是一项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重大改革,需要广大教职工的理解和支持。为此,应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工作,帮助广大教职工在思想意识上实现从职务终身制向竞争上岗、优胜劣汰转变,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宣传国家深化职称改革的目标和发展趋势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通过宣传教育,让教职工更好地理解职称制度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促进高校各项改革制度的落实。由于改革也涉及一定范围、一定层次教职工的利益调整,必须恰当处理改革的推进速度和教职工承受力的关系,把连续性和稳定性结合起来,在做好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有阶段、有重点地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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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也称为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是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学好这门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艺术,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促进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的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具有较强的指导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之上的。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利于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培养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提升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只有真正走进马克思、列宁的内心世界,才能把他们的科学理论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使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是一本思想理论性很强的著作,其中的哲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升华。看似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蕴藏了丰富的内涵,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如果只是一目十行不假思索地阅读,是劳而无功的。学习原著需要专心致志,反复诵读才能领悟其中的真理,这也是哲学家们把哲学与其他学科加以区分,让更多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全面了解和认识哲学的真谛。真理的取得不是轻而易举的,无数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曾被认为是无稽之谈,遭到批判和质疑,甚至是嘲讽。但正是这些不成熟思想观念的萌芽才滋生了脱颖而出的真理,以至于能够达到向真理的无限接近。
在本科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只知道原理及其方法论,却不知道这些原理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社会背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提出,也不知道它存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什么?等等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学习原著后,这些疑虑都迎刃而解了。通过对原著的研读,我们才认识到原理与原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理来源于原著,其在忠实于原理的基础上对原著所论述的理论逻辑化、系统化。原理与原著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学习原著能够获得比原理更全面,更深入的知识,利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因此,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在研读经典著作上,实现原著自身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根与梢、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在坚持和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从原著的学习中加深对原理的理解,不能对其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要做到全方位的认识,扎实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之中,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进行拓展和创新。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几代领导人苦心孤诣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尤为重要,只有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更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只有通过原原本本、反反复复、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才能深入了解、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才能进一步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才能不断增强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伪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如果没有对原著的研读,我们对原理的理解就会天马行空,曲解其内在的含义,不能正确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不研读原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将失去深厚的根基,偏离正确的轨道。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不仅依赖经验,更依赖理论思维,只有通过理论思维,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它们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吸取了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令人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可以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一些措手不及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对于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整体联系,培养我们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不要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哪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在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不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不是片面地使用他们的个别词句,而是将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当时俄国经济文化状况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了救国救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灵活地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生活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升华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博大精深,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知识内容,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可想而知,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能墨守成规,照抄照搬,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应该学会融会贯通,遵照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去选择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本身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与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新问题的解决答案,从而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因此我们要选择一些代表马克思主义精髓、精神实质、实践意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能够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及社会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的著作。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走进马克思”、“走进列宁”,经典著作包含着他们所吸取的探索人类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认真研读经典著作,学会与伟人“对话”、“交心”,可以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基本原理发展、完善的过程,细心领悟他们的崇高典范和人格力量。
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坚定了我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信心,激发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想鉴别理论的真伪,就必须践行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灵活运用,从而得出我们期待的真理结果,这不仅能增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读的辨别能力,还能扎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实现原著带给我们知识的熏陶价值和应有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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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站场是在某一限定的场所上为组织运输生产所需的生产性或服务性的各类设施的结合体,是道路运输网络中旅客或货物集散、中转的节点。它不仅是道路运输网络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道路运输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同公路建设相比,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现状及投资改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路运输站场是组织运输生产必不可少的基础型设施,同样也是社会公益性设施。在当前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政府更加重视道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将其最为重要的建设内容。因此,必须加大建设力度,加快投资改革步伐,以有效促进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该文结合工作实际,从我国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从日常工作中总结一些实践经验,针对如何做好道路运输站场的投资改革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期能为改革提供一些措施和创新建议。
道路运输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服务性行业,大力发展道路运输业,对于促进国际经济发展,活跃城乡商品流动,以及扩大社会再就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道路运输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之相对应的是道路运输站场的基础建设落后,投资融资渠道不足等问题,并表现为脏、乱、差、小等现象。因此,必须将道路运输站场的基础设施作为重点来抓,并加快投资改革步伐,以促进道路运输站场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的投资渠道由单一的国家投资,转变为多渠道投资,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各种经济成分投资站场建设,这极大的加快了我国道路客、货站场的建设步伐。据相关资料统计,截止2012年底,我国共建设有客运站7922个,其中一级站357个,二级站1984个,三级站2148个,四级站2610个,等外站823个;汽车货运站共1576个,其中,零担货运站681个,集装箱中转站225个,货运交易站670个。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努力,我国大多数县市所在地的站场建设,已基本上达到了交通部一、二级站的建设标准。这些站场的建设,为实现我国道路运政管理部门对运输市场的源头管理,以及为实现“车进站,人归点,站管车”的管理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同时,我国各地纷纷加强了站场的硬件和软件建设。站场的硬件建设中,联网售票系统、电子显示系统、条码检票设备、监控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危险品自动检测仪等多种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设备,在我国客运站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普及;而“精神文明窗口”、“文明车站”等软件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综合而言,我国近年来在道路运输站场的总体建设成绩是喜人的,但是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尤其是在乡镇站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站场建设中,其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并重点表现以下方面的问题。
1.1 设计落后,建站标准低
目前,在部分乡镇和欠发达地区的站场建设中,其设计理念还没有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转变过来,建站的标准较低。不仅车站的内部功能非常不完善,而且服务设施和营运设备都相对落后。导致站场的服务功能无法得以体现,难以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1.2 布局规划不合理
一个完整的客运、货运体系,应包括有协调配套、合理分工的多种级别的运输站场,如枢纽站、落客点、招呼点、商务客房等等,而且应配置有各自的服务半径。然而在当前道路运输站场的布局规划中,往往随意性较大,且缺乏足够的战略眼光,导致在站场的建设规模上往往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部分乡镇客运站中,小、乱、差等现象较为突出,从而导致站场之间分工不明,部分站场能力过剩,而另一部分站场则严重饱和。
1.3 重视程度不足
当前,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往往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导致部分建设项目难以得到落实。而且部分站场的建设是由企业自主与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相协调,不仅随意性较大,而且缺乏相关法规、政策的支持,导致土地的批报难度大,建设申报周期长,建成后的利用效率低等多种负面问题。
1.4 技术水平落后
从目前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现状来看,整体科技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偏低,部分站场对乘客和货物的检查,还停留在开箱查看或者经验判断等原始方法上,导致整体服务水平都相对落后,和铁路、水运、航空相对比,差距非常明显。
2.1 选址和规划布局问题
据调查显示,在已建成的道路运输站场中,部分站场运营状况良好,而部分站场却难以有效发挥出功能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选址和规划布局不合理所导致的。造成部分站场内不仅没有发车,过路车也不愿进站;站内没有旅客候车,即使强制客车进站,也没有旅客上下,起不到便利群众的目的。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投资,加大了运输成本,而且而且导致运输站场的使用功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2.2 财政补贴机制问题
当前,用于运输站场建设的财政补贴金额偏少,在整个交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例也明显偏低。以甘肃省为例,在“十一五”期间,全省建设乡镇客运站共900个,行政村停靠站4000个,城乡公交总站87个,其客运站场建设资金共6.625亿元,但只占据了全省交通总投资的0.9%左右。和快速发展的民航建设、高速公路建设相比,道路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尤为缓慢。
尤其是对于乡镇客站场,我国多数是补助的20万元用于建设。但是每一个站址的征地、拆迁和基础工程都需要耗用大量的资金,其补贴资金就显得严重不足,这都制约了乡镇客运站的建设和运营。
2.3 融资渠道单一
目前,我国道路运输站场的筹资和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公路建设基金、运管费、交通企业自有资金等。虽然积极鼓励多渠道筹资和融资,并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但由于道路运输站场的经济效益普遍偏低,导致投资者很少,或者在投资经营一段时期后,发现盈利微薄,将站场改变为其它用途。
3 加快道路运输站场投资改革的建议
当前,道路运输站场中所存在着的脏、乱、差,以及布局不合理、数量少、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站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为适应运输市场对高品质服务水准的要求,必须加快站场的投资改革步伐,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
3.1 做好站场选址
(1)加强运输站场选址的前期调研工作,要求在建设之前,必须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预测、城镇建设规划、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做好全面、科学的研究调查,并充分考虑到群众出行方便、线路经营状况等问题。在站场的选址要以方便旅客、货主,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主,并要兼顾到投资回报。
(2)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与选址,应注意与公路主通道和主枢纽的规划建设相衔接与配套,布局应合理,以形成辐射城乡,多层次的客、货运输站场网络。功能上要因地制宜,逐步向着吃、住、行、游、购和停车、加油、维修、配客、配货等多功能方向发展。
3.2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采取国家投资、社会集资、市场融资、利用外资的政策,鼓励对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办站。
(1)要始终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调动社会投资建设道路运输站场的积极性,并在交通运输部门的统一规划和指导性进行运输站场的建设。同时,还应合理利用燃油税转移支付资金,增加站场建设的投入金额,加快新站场的建设和旧有站场的改造。
(2)资金应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筹集方式,如通过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贷款、吸引外资、引入民间资本等等。对于已建成的站场还可采用土地置换、冠名权、广告收益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用于滚动筹集资金、扩大现有资产的总量。
(3)建立融资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融资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的建立,是取信于投资者,并使投资者放心经营的有力措施,也是实现站场投资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为此,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当建立统一的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并明确融资资金的经营、管理、收益等项目的具体落实办法,以保障融资资金的有效使用。
3.3 加大财政补贴
(1)改革财政补贴方式
应积极借鉴和引用先进的资金使用方式,如统筹安排、分级管理、专款专用、滚动发展、有偿使用等,以有效引导各地方政府加大运输站场的建设投资力度。同时,还应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按建设性质和建设项目的技术级别来给予适量的补助,择优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线路的站场建设。
例如,对于市级或经营效益较好的县级运输站场,可采取由政府或企业投资一定金额的补助方式;对于经营效益不佳的县级运输站场,可由政府全额投资建设或补助投资建设;对于乡镇或农村的运输站场,则一般采取由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方式。
(2)提高财政补贴的力度
基于近年来各地人工、物价和地价等各项建设成本的快速上涨,有必要在原有站场建设金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资金的总额度。同时,还可针对部分乡镇的困难,设立专门的补助资金,以迅速改变当地乡镇运输站场基础设施的落后情况。
(3)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
为保证专项资金能完全用于建设道路运输站场,应要求项目单位应建立建设资金专户,以加强对资金实际用途的监管力度,严禁资金的挪用和截留,以确保资金的最合理化使用。
该文从我国道路运输站场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并就如何做好道路运输站场的投资改革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面对着道路运输站场的基础建设落后,投资融资渠道不足的现状,必须加快投资改革步伐,并通过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等方式,以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站场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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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必修课程,自从"05方案"以来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教学模式,但目前仍然存在教学内容呆板、教学手段僵化、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管理混乱等现象。针对存在的弊端,应该从教学内容专题化、教学方式多样化、师资力量团队化、教学管理规范化等方面制定新的教学对策,以适应"形势与政策"课与时俱进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现状与改革对策刍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形势与政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认可度不高等尴尬现状。要改善这一现状,就必须将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教学内容结合,提升教师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和评估方法,引导学生将个人成才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统一起来。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教学现状;改革
“形势与政策”是一门系统介绍国际国内时事态势,系统学习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作为一门教学内容具有时效性的通识教育必修课,“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处境颇为尴尬,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如何缓解这一尴尬处境,增强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成为“形势与政策”课亟待解决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选题难以把握
“形势与政策”课除了介绍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与政策,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等,还要对当今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这些内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很强时效性和现实性。当前形势与政策发生改变,或是出现新的社会热点问题,授课内容也会随之改变,可以说这是一门需要时时更新的动态课程。所以“形势与政策”一般没有固定教材,高校一般会根据当年总的形势与政策制定一个教学大纲,但是具体的教学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课教师本人。而教师在内容或是角度的选取上往往容易将注意力放在一些社会焦点上,疏于将选材与学生层次和专业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授课内容与学生实际容易割裂开来,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2、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重视程度、认可程度不高
“形势与政策”作为通识教育课,普遍不受学生重视。许多学生认为这门课程所讲授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家大政方针等内容与所学专业没有联系,对个人成才没多大帮助,是一门形式大于内容的课程。这种看法一方面表明学生对宏观的时事政治和社会形势关注程度不高,缺乏政治敏锐度;另一方面体现出学生没有将个人的成长成才与社会发展、国家繁荣联系起来,缺乏宏观意识。
3、师资力量不足,教师教学水平有限
“形势与政策”课程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校都日益重视,在师资结构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形势与政策”是一门同时具备知识性和现实性,并且结合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不同学科的跨学科综合性课程。而任课老师往往是由学生工作部门的领导或是辅导员担任,专职的“形势与政策”课老师很少,甚至没有。学校在优化师资结构的时候往往只考虑到任课老师的学历或是教龄,却忽略了这些老师很可能只具备单一专业背景,缺乏跨学科教学的经历或经验。任课教师不具备跨学科讲学的能力,就容易在选题、备课、讲解的过程中陷入僵化,难以将不同方面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进行讲解。教师在授课时就容易照本宣科,难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授课效果自然不尽理想。
4、考核形式单一,成绩评定方式不科学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考核一般以考查为主,方式为由学生提交一篇课程论文,任课老师根据论文的完成情况打分。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出勤情况和回答问题情况作为平时表现,只在总成绩中占10%到30%的比例。可见,成绩主要来自课程论文的得分。但是很大一部分学生在撰写课程论文时往往是对网上资料的抄袭或拼凑,论文质量不高,雷同率却高得惊人。这样的论文既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能体现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在批阅时也不好拿捏评分标准。
1、引导学生将个人成才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具创造力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2。大学生作为国家培养的专门人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其个人的成才必然跟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紧密相连。而形势与政策的大环境决定了大学生个人自我发展空间的上限和个人发展的方向,也制约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大学生只有认清当前形势,把握现实政策,结合自身实际,才能正确定位,为自己的发展确定适合的职业和发展方向3。
任课老师在选题之初就应该针对性的选取一些与大学生个人成长成才相关的形势与政策作为主要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能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比如,在教学过程中如果适当加入就业形势与政策方面的内容,可以帮助学生认清当前就业形势,了解所学专业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从而引导学生及早确立自己的定位与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同时还能促使学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2、加强“形势与政策”课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融合有利于引导学生结合所学专业和自身情况分析、思考专业相关的形势与政策,使枯燥的政策理论知识获得鲜活的生命力,也能促使学生切身体会到“形势与政策”课在自身学习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增强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社会形势和国家政策真正进入到学生的意识中。
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教学内容就必须以实际为本,以学生为本。任课教师应该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从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需要出发,结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环节的设计4等。教师在备课之初就应该深入了解教学对象的思想状况和专业特点,同时密切关注与该专业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行业新闻动态,并收集整理形成素材,以便教师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学生及专业的实际情况,为实现“形势与政策”课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结合做好准备。在教学内容设置上,遵循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特点和专业实际,将专业发展趋势、职业素养等贴近学生的内容融入教学内容中,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一般没有专门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这些“非专业”的教师虽然有较高的学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不一定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跨文化、跨专业的背景。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高校应当建立起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或形势与政策教师培训机制,定期对教师进行专业知识及教学方法的培训,并将新的形势和政策发展介绍给教师,同时也向教师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另一方面教师也应当主动学习,了解新的时事动态、政策导向,了解学生的专业发展态势,提升自己专业素养、教学水平的,还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
4、改进教学方式、拓展教学途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学生的特点,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媒体,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比如以真实案例引起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思考,引入理论教学的案例分析法;模拟真实社会环境,让学生体验社会情境的情境体验教学法;选用适当教学相关视频,帮助学生直观生动了解教学内容的多媒体教学法等。
5、成绩评定采用综合评价方式
现阶段的“形势与政策”课成绩评定体系以课程论文的成绩为主,这种评价方式不能有效考察学生的形势与政策素养,也不利于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应当适当加强平时表现和实践教学的权重,注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实际表现和能力发展。可以从上课的考勤、课堂发言、分组讨论、平时作业等环节纳入平时表现评价中,再结合课程论文的撰写情况,将过程性表现与结果性评分综合起来,做到成绩评定与学生能力发展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是一门开放式的课程,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其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也需要持续的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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